家里办喜事，亲戚朋友捧束花上门，再平常不过。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有位荷兰裔老太太，却一直叮嘱家人和朋友，不管遇上什么喜庆日子，都别给她送花。为什么不要花，她始终没对家里人说清楚。
这位老太太叫简·奥赫恩。她心里的事，要从1944年爪哇岛上的一栋老房子说起。那一年她21岁，自己把头发剪得一根不剩，成了光头，就想让日本军官觉得她难看。
简1923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家里在荷属东印度中爪哇的三宝垄附近有甘蔗园和糖厂，到她这辈已经是第四代殖民家庭。她读的是天主教学校，后来从三宝垄的方济各会师范学院毕业。照原来的路走，她多半会当老师，再嫁个体面人家。
在当时的殖民地，这样的欧洲家庭住大宅、雇佣人，算得上上层。人们说的“欧洲贵妇”，多半就是殖民官员、种植园主、商人和军官家的女眷。她们过得体面，靠的是殖民秩序，也靠背后的枪炮。枪炮一输，这份体面也就没了。
简后来回忆，1942年3月日军打进爪哇，好日子到头了，不光男人，所有平民妇女和孩子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她和母亲、两个妹妹被送进安巴拉瓦第6营，这一关就是三年半。
营里吃不饱，缺药，卫生条件极差，简说她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死去。大多数被关押的欧洲女人，苦就苦在挨饿、生病、干重活，一天一天往下熬。过去的身份，在这里不顶用了。
简被关进营里以前，已经有一批欧洲女性先吃了这个苦。1942年2月12日晚上，留在新加坡的最后65名澳大利亚陆军护士，和大约200名逃难的人一起登上“维纳布鲁克号”撤离。船被日军飞机炸沉，幸存的人漂到了邦加岛。
2月16日，拉吉海滩上聚着大约100人，伤员不少，其中有22名护士，大家商量后决定投降，派人去镇上交涉。日本兵到了以后，先杀了男人，又打手势让护士们往海里走。21名护士遇难，中了枪的薇薇安·布尔温克尔是唯一活下来的护士。
这笔血债到今天也没有了结。按澳大利亚政府的说法，凶手是谁至今不清楚，也没有人为这桩罪行受过惩罚。2026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又发文，重新梳理日军在那片海滩上杀害21名澳大利亚陆军护士的经过。
今年11月8日，悉尼市政厅还安排了一场音乐会，用祷告和音乐纪念她们。
海滩上的枪声几分钟就停了。爪哇集中营里的姑娘们碰上的事不一样，是有人事先盘算好的。
1943年10月，三宝垄一所日军南方军士官学校的几名教官打算开设慰安所，想从附近拘禁营里找“看起来没有性病”的年轻女子，主要原因是学员中性病太多。出身好、家教严的荷兰姑娘，在他们看来就是“干净”的人选。
上面批准以后，1944年2月，日军从三宝垄附近几处拘禁营挑出许多年轻女子，送进4家新开的慰安所，专供军官使用。日本亚洲女性基金的资料显示，前后约35名荷兰及混血女性被强行带走。
那时简已经在营里熬了两年。日军下令17岁以上的姑娘全部到院子里列队，几名高级军官走过来上下打量，看身材，看腿。被挑中的姑娘被赶上一辆敞篷卡车拉走，简说，就像拉牲口。
一共挑了10个姑娘，21岁的简是其中一个，她和另外6人被送进三宝垄一栋荷兰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这里叫“七海亭”。日军拿出合同，要她们签字承认是“自愿”的，接下来她们被强奸，被扣在那里当“慰安妇”。
简每天晚上都拼命反抗。有一次她爬到树上躲起来，日本兵找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好歹让她那晚少挨了一次强奸。剪光头发也没用，她反倒成了稀罕物，日本兵更想要这个剪了头发的姑娘。
后来出现了转机。姑娘们的家属找机会向一名来营地视察的日本军官请愿，这名军官弄清了她们是被逼的，把情况报了上去。大约两个月后，这几家慰安所关了门，简回到家人身边，日军警告她们，谁说出去就杀谁全家。
慰安所关门，是因为荷兰家属的请愿捅到了上面，不是日军发了善心。同一时期，大批印尼、朝鲜半岛和中国女性被关在各地的慰安所里，没有人能替她们请愿。在这套制度里，受害人数最多的一直是亚洲女性。
战后，荷兰人追究了这桩案子。1948年2月14日，巴达维亚临时军事法庭判处陆军少佐冈田死刑，另有11人被判2到20年徒刑。这起审判后来被看作“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在法庭上控诉、讨公道。
凶手判了刑，受害的姑娘们却都不说话了。很多姑娘的父母猜到了发生过什么，大多数人还是闭口不提，简也一样。战后她嫁给了英国军人汤姆·拉夫，夫妻感情很好，可当“慰安妇”的那段经历一直压在她心上。
这一忍就是将近五十年。1992年，看到韩国受害老人公开出来讨说法，简也下了决心。那年12月，她在东京一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国际听证会上，头一回当众讲出自己的遭遇，那年她69岁。1994年，她出版了回忆录《五十年的沉默》。
2007年2月15日，她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说那段经历是彻底的堕落、屈辱和难以忍受的痛苦。她要求日本政府亲自道歉，和其他幸存者一起拒绝了亚洲女性基金的补偿金。2019年她去世，到最后也没有等来这声道歉。
到了2026年，这件事还没有了结。3月6日，联合国多名人权专家在日内瓦发表声明，对“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至今得不到公正深表关切，说过了将近80年，受害者和家属仍然得不到真相、正义、赔偿和纪念。专家们为此联系了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荷兰和菲律宾政府。
国内的幸存老人也越来越少。7月8日凌晨，化名“慧奶奶”的受害者在湖南平江县家中去世，享年99岁，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只剩6人。1945年夏天，当地维持会以“洗衣做劳力”的名义把她征去，她白天给日军干活，夜里被性奴役，胳膊被日本兵扭伤，落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
糖厂老板的女儿，澳大利亚的随军护士，湖南乡下的姑娘，出身差得很远，遇上没人管束的军队，下场却差不多。在安巴拉瓦，谁被带走，就看军官在队伍前打量的那一眼。
阿德莱德那位不肯收花的老太太已经走了七年。她憋了五十年才开口，慧奶奶直到九十多岁才被确认受害者身份。战争早结束了，这些女人却又苦了几十年，到死也没等来一句正式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