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多半是从井冈山那段历史里记住的。她1909年生在江西永新，1926年投身革命，家里兄妹几个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贺氏三兄妹。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她在队伍里做宣传、妇女和后勤工作，后来和毛泽东走到一起，前后相伴十年。这十年正是红军最苦的年月，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再到长征，她都在队伍里。
1937年冬天，她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学习，这一去就是九年。在苏联那几年，她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曾经被关进精神病院两年。1947年，在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的多方交涉帮助下，她获准回国，1948年抵达哈尔滨，先后在东北财政部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
回国一段时间之后，1949年她来到上海，当时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工作的陈毅给她安排了住处和工作，她从此在上海长期养病。按照她后来的回忆，1949年毛泽东曾经有过把她接到北京的想法，派她妹妹贺怡去落实这件事。贺怡把她接到天津之后，就传来消息，如果坚持接贺子珍进北京，贺怡的党籍就要被开除，这件事只好作罢。这是她距离北京最近的一次，最终没能成行。
建国以后三十多年，贺子珍基本都在上海生活。状态平稳的时候，她住在湖南路262号的家里，身体不适发病，就住进华东医院。她的工资和日常开销，一直由上海市委负责安排。文革那几年，上海市委不少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负责照料她的工作人员也处境艰难，她靠着身边少数工作人员的照料，平安熬了过去。1971年她在青岛疗养，得知江青也要前往青岛，她随即被安排返回上海。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上海，她连续多日情绪低落，常常落泪，反复跟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说起，临终的时候儿女不在身边，让人心里难受。
1978年春天，老红军何长工来到上海。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原在地质部工作，前些年被搁置七年，1975年恢复工作。抵达上海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向上海市委提出申请，希望前去看望贺子珍。手续审批完成，工作人员陪同他驱车前往华东医院。
贺子珍半坐在病床上。护士小徐见有人进来，问她还认不认识来人。她起初声音模糊，只说着欢迎、欢迎。等何长工走到她身旁，她两眼一亮，认出了这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两个人在病房里交谈了很久，聊的都是当年井冈山的旧事。现有留存的回忆材料中，这次见面并没有所谓的暗语，也不存在一句话直接改变她晚年走向的情况。这次见面，就是两位年近古稀的老战友久别重逢，叙说过往的岁月。何长工这次探望，更多是让她感受到，当年一同奋斗的战友，没有把她遗忘。
真正改变她晚年处境的，是1979年。
这年九月中旬，贺子珍这一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到机场迎接她的，有康克清、曾志这些老战友，李敏和孔令华也在现场。301医院安排车辆把她直接接走，住进南楼的高干病房。她来北京最大的心愿，是去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后来李敏、孔令华陪着她到毛主席纪念堂，献上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见到遗容的那一刻，她泪流不止，久久不愿离开。
也是在这一年，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写信给邓小平，反映贺子珍的情况。她是秋收起义、井冈山时期为数不多仍然健在的女老同志，长期处境艰难，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作出批示同意。在整理档案的时候才发现，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查不到她的档案材料。这位192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档案记录竟是空白的。同一批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报纸刊登出她和外孙女孔东梅的照片之后，很多人才知道，这个隐姓埋名在上海养病几十年的老同志还健在。家乡永新的乡亲陆续到北京看望她，她在301医院住了一年多，女儿女婿和外孙陪伴在身边，病情慢慢稳定下来，精神也好了不少，还会和前来探望的人掰手腕，想着等身体好转之后，还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之后按照组织的安排，她还是返回上海养病。这一次回去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持续变差，再也没能好转。1984年4月15日，中办打来电话通知病危，李敏、孔令华一家人立刻赶往上海，每天守在华东医院陪伴她。18日夜里病情突然恶化，19日下午，贺子珍停止了呼吸，享年七十五岁。她的骨灰后来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1949年在天津止步，没能踏入北京，到1979年终于踏上北京的土地，她等了整整三十年。从井冈山投身革命的女红军，到在上海病房里缺少档案记录的老人，再到站在纪念堂前献上花圈的那一刻，漫长岁月里的所有坎坷，都沉淀在了这一段人生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