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2日,著名作家艾伟长篇小说《春歌》研讨在浙江大厦五层发布厅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浙江省作家协会、杭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义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出席会议。曹文轩、施战军、贺绍俊、张清华、张莉、刘颋、杨庆祥、刘大先、徐刚、饶翔、王侃、翟业军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主持。

作为中国“六零后”代表作家之一,艾伟始终以勘探人性本质见长。他相继推出《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南方》《过往》《镜中》等作品,创作之路绵长而扎实,一部部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留下了坚实的脚印。

《春歌》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七期支持项目、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自2026年6月上市以来,荣获月度“中国好书”,登上《人民日报》等众多主流媒体好书榜单,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一致好评。

有难度的时代书写,集大成的厚重长篇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谈到,艾伟是新生代作家的典型代表,他是非常纯粹的写作者,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稳健的创作状态,先锋气质、叙事功力、语言风格赋予他的文学以非常独特的辨识度。他不为各类外部思潮所裹挟,坚守自我内心的写作节奏,从《越野赛跑》《风和日丽》到《镜中》《春歌》,艾伟一直给我们带来惊喜。

《春歌》是他在长篇小说领域耕耘探索的最新收获,又是他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写得丰厚、饱满、有深度,也有思想和情感冲击力。这部作品主题具有复杂性和多意性,长篇小说就应该是有难度的写作,里面融汇传统文化、家庭婚姻、财富人性、法与情等多重思考,对时代现实做厚重观照。小说对人性做了深度勘探,拒绝简单用对与错、善与恶去概括人物。特别是黎彼得这个非典型谋杀者形象,艾伟对他充满同情和理解,写出人物背后的成长背景与情感执念,和过去先锋小说那种零度叙事形成区别。它的结构和叙事也十分精妙,多条线索、多重视角交织推进,好几组人物两两对称,把众多故事头绪整合在一起,体现出艾伟一如既往圆熟老到的叙事功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义望。

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义望谈到,《春歌》是人文社多年跟踪艾伟创作推出的重要长篇,读完全书令我们备感惊喜,这既是他风格突围的集大成之作,也标志着他的创作走向圆熟。作品融汇中国美学、杭州风物与现实主义,于日常叙事回归朴素动人的生命经验,为当代汉语长篇如何处理时代复杂性作出多维度艺术探索。

全书四十万言,以杭州为舞台,借一桩梨园旧案铺展四十余年世事流转,书写三代人、六户人家的命运浮沉。出版方的阅读感受,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丰厚的人物塑造,小说把人物置于复杂关系网络,勘探人性多面,叩问坚韧与脆弱、坚守与自省,塑造立体真实的普通人形象;二是鲜明的中国审美表达,活用《雷峰塔》等古典资源,将昆曲、江南意境融入叙事,把传统情义内化于人物命运,完成古典美学与当代文本的有机交融;三是对现实主义的拓展,立足杭州观察时代风俗变迁,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浪潮,熔铸古典意趣与当代经验,推动长篇对复杂时代现实的艺术表达。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谈到,《春歌》是《人民文学》为数不多采用两期连载的长篇,是艾伟创作里“最好看”的一部,它以案件线索驱动故事,悬念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更重要的是,艾伟完成了重要的创作转变:以往写作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探究”的方式推进叙事;而在《春歌》中,问题意识化作草蛇灰线,转为“呈现式写作”,人物、细节、生活肉身变得饱满丰盈,探求意识藏于叙事之中,更易于被读者接纳。

连载刊发之后收获广泛好评,从十八岁到八十岁,实现跨年龄层的读者共鸣。同时这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杭州之书,不只是描摹城市风物,更建立起现实生活与《白蛇传》传说的互文对照,达成古今虚实互生,极大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构思精巧又底蕴厚实,称得上是艾伟的转型之作,也是集大成之作。

专家发言:于复杂人性中葆有温情宽恕

围绕这部兼具中国审美与现实重量的长篇力作,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展开充分交流与深度研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说,《春歌》是艾伟体量最大、最为厚重的长篇,线索纷繁却结构严整,可读性极强。作品兼具缜密逻辑与饱满情感,亲情爱情与悬疑故事彼此融合对冲,人物命运同时具备现实确定性与故事层面的不确定性。小说的突出创新在于交叉穿插的网状叙事。不同于一般小说只把多视角当作叙事技巧,艾伟将这种写法升华为内在的主题表达。人物轮番站上叙事中心,打破固有的主次排序,在命运面前获得平等地位,编织成交叉缠绕、如迷宫一般立体的人物关系网络。宋芝桓作为统摄全篇的叙述者,起到收拢文本的作用,但并不等同于绝对主角,为当代长篇如何跳出线性叙事提供重要启示。

作品由一桩冤案引出众生相,写尽性格、生死、善恶与忏悔,在悲剧底色之上,依旧流露出温暖、宽恕的温情基调。无论是司法法庭场景,还是杭州地域风物,都见出作家扎实的调研积累。总体而言,《春歌》是一部十分难得、成熟优秀的长篇小说。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博雅讲席教授曹文轩。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博雅讲席教授曹文轩认为,《春歌》是一部自带阅读魔力的作品。“原本我只打算把它当作睡前闲书,却被文本牢牢裹挟,即便跳读、翻到末尾,依然放不下,它可以从任意章节读起,引诱读者探寻全部来龙去脉,这种阅读魔力十分难得。”虽带有案件悬疑外壳,但小说并不等同于类型悬疑作品。

小说着力勘探“底部人性”,复杂性体现在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人性内核三个层面。人物身份、情感纠葛扑朔迷离,很多关系出人意料;情节屡屡出现始料未及的转向,即便剥离案情,单看情感故事依旧张力十足。书名《春歌》并非轻盈欢悦之意,江南歌谣融合禅乐,暗含对人世复杂、人性困境的感叹与生命超越的思考。艾伟不追逐现代主义刻意书写变态、恶的极端写法,笔下都是正常普通人,却尽力抵达人性幽深之处,塑造出多个可归入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原型式人物。书中法学、哲学、戏曲等各类知识片段自然融入叙事,不着说教痕迹,如同生活里的闲谈对话,拓宽文本的知性厚度,这得益于作家深厚的知识积累。

艾伟十分看重叙事技艺,大量运用跳空、摇摆、陡转的写作手法。通过跳空剪裁冗余生活细节;人物立场、情感不断摇摆,宋芝桓对案情判断的反复、黎彼得爱恨之间的摇摆,不断深化人物与主题;情节接连陡转,不断颠覆读者预判。在他笔下,技巧即是存在本身、是存在的隐喻,《春歌》完全可以作为创意写作研究叙事技巧的绝佳范本。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指出,放置到文学史脉络里看,艾伟一贯是思维驱动型写作者,擅长把事物反复琢磨、梳理出严密逻辑。他的写作有三个鲜明特质:擅长写带有成长特质的题材;习惯把人物置于极端境遇下进行拷问,外表温文,下笔却锋利狠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功力深厚,水准不输苏童、毕飞宇,笔下女性不做简单善恶标签,各有性格裂痕,又存有与现实和解的可能性。

《春歌》的核心可以用“不杀之恩”来概括。小说虽围绕凶杀案展开,却带着一份不舍得人物毁灭的恻隐之心。作家把执法者、戏曲艺人、经商者三类原本互不交集的群体编织在一起,塑造出陈一朵这类隐秘知情者的复杂形象,表面温婉良善,内心藏着不为人知的精神褶皱,很多事件因她的知晓而改变了本来的面貌。

作品深层是关于创伤的书写,探讨人如何面对遭遇的伤害,创伤该以何种方式展露,人才可以继续向前生活。艾伟对情绪拥有极强控制力,对创伤做弹性处理,不宣泄愤懑,同时又没有消解现实危机。同时小说暗含命运的代际循环,接续《海上花列传》《长恨歌》这一都市书写传统,将旧的“趣味”转化为更厚重的人世“滋味”。徐尹春到映月两代戏曲人的命运轮回,既有温情慰藉,也暗藏惊惧与不安。温暖底色之下,依旧保有锋利的洞穿力量,这也是这部小说相较艾伟以往南方题材创作的重要突破。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谈到,《春歌》是对《白蛇传》神话母题极具创造性的互文性重写。不同于过往同类改编,小说只借用原型框架,全部置换为现代人物:宋芝桓对应法海,徐尹春对应白素贞,陈一朵对应青蛇,黎彼得、范文卿对应许仙,并跳出传统“情与理”的二元争辩,把故事从爱情戏转化为一出法官戏。

艾伟重新解读法海这一复杂形象,不再简单将其视作封建卫道者。宋芝桓作为法海的当代化身,同样手握正义与法理,却会受成见、个人创伤、理想主义洁癖裹挟,因自由心证的局限酿成误判。曾经代表天道秩序的审判者,转而成为自我反省、忏悔重生的镜子,由此把古老传说拓展为关于正义、误判、忏悔的当代寓言。

小说还有一层隐晦副主题,即对情欲的审视。情欲本属人之天性,可它脱离理性便会制造重重纠葛;宋芝桓的悲剧根源,正是未能充分理解情欲的复杂,仅仅依靠冰冷理性去推演人性。书名取自慧开禅偈,偈语的超然宁静,与书中世人被执念缠绕的扰攘尘世构成强烈反讽,暗含放下执念方得人间好时节的意味。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说,读艾伟的小说需要沉浸式阅读,阅读体验如同溺水,不断向着人性的深渊下沉,勾起读者个人的回忆与冥想,完成灵魂的自我拷问。艾伟可以视作“迟到的先锋派”,他接续先锋写作的精神资源,又跳出概念化、哲学化的局限,把先锋笔下关于罪、罚、死亡的命题进行肉身化落地,赋予人物鲜活的血肉情感。

回望创作,《爱人同志》以惨烈的故事书写时代之下个体的虐恋与施受虐关系,令人震撼;到《镜中》,以多视角镜像式结构,书写人物的罪感与忏悔,体现出建筑学一般精巧的叙事构造。而《春歌》进一步延续这一写作路径,同时打开犯罪、精神分析两大精神向度。小说借法官宋芝桓审理凶案,深度叩问罪与罚、犯罪心理,不再把人性恶处理成抽象观念,而是落实到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个体身上,让人物获得共情与被理解的可能。

艾伟的创作跳出了当代长篇惯常的宏大历史史诗套路,向着人物幽暗的无意识、爱欲心理掘进,语言幽微雅致,思辨融入叙事。他的写作敢于把作家自身放置到孤绝的艺术境地,主动和昆德拉、加缪、博尔赫斯这类大师展开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谈到,《春歌》是一部极具中国性,扎根古典传统的当代长篇。小说以《白蛇传》为原文本,完成创造性的“以戏入文、以戏书文”。全书搭建起三层镜像嵌套结构:舞台之戏、现实案件、重写改编的戏曲,虚实回环映照。徐尹春、宋芝桓等人对应神话原型,但完成价值翻转,当代的“雷峰塔”化为卷宗、舆论、牢狱编织而成的制度牢笼。小说提出“诗性正义”这一重要命题。法律依靠程序与证据,却难以安放人世间的情义与冤屈。宋芝桓离开法官岗位,改写昆曲剧本,正是试图借文学戏曲,弥补法律无法抵达的伦理缺口,实现共情、忏悔与精神层面的救赎。作品和《青蛇》形成文本对话,不同于后者走向毁灭虚无,《春歌》选择建构与宽恕。

同时,这也是一封写给杭州的文学情书。小说借杭州的地域风物,重释古老传说,重构属于这座城市的当代诗意传说,刷新我们对杭州的文学想象。

相较于早年写作的凌厉,《春歌》流露人到中年的悲悯与恕道,饱含对人性的宽宥。可以说,这是新生代作家向纯文学的一次雅正、温暖而又深植中国传统的回归。

《文艺报》总编辑刘颋。

《文艺报》总编辑刘颋说,阅读《春歌》带来酣畅痛快的阅读体验。小说层层展开几组核心思辨。首先是因果与命运,人物悲剧并非偶然,而是性格、欲望、选择层层叠加的必然结果。人物越是奋力挣扎,反而越被因果命运所束缚,众生皆因执念走向宿命,艾伟以克制悲悯的笔触道破普通人的生存真相,文本具备苍凉深沉的力量。其二,辨析真实与真相。表层所见不等于事实全貌,个体情绪的真实,并不等同于事件的终极真相。法官依靠证据表象作出审判,却难以丈量人性的幽微,个体爱恨痛苦是真切的,但拼凑不出完整真相,这构成全书重要的叙事与伦理内核。其三,小说秉持悲悯包容的人性立场,拒绝非黑即白的道德裁决。执念无罪、深情无错,人物的沉沦过失源于本真的情感诉求,并非全然出于恶,作家以体谅的眼光看待人性缺憾,赋予作品温暖厚重的精神底色。

宋芝桓与法海形成精妙镜像隐喻,完成精神层面的自我审判与救赎,道出“世俗的审判有限,人心的救赎无边”的题旨。书中《雷峰塔》《西厢记》等戏曲文本,更映射不同阶段的时代情绪。

小说尤为突出的是调动视、听、嗅、味、触五感叙事,江南风物、戏曲唱腔、人间烟火通过感官落地,沉浸式铺展人物命运。人物的纠葛沉沦,根源都是朴素本真的情感欲望,五感成为叙事内在驱动力,让人间悲欢的书写拥有绵长余味,称得上是一部内容丰满的大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认为,《春歌》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宏大长篇,可以从多重角度不断阐释,它不只是一部杭州之书,更是一部映照当代社会精神困境的中国之书。小说敏锐捕捉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物质与情欲全面扩张的时代症候:向外的流动扩张带来自由与财富,也造成个体精神漂泊,人们在急速膨胀的现代世界里,迫切寻找能够安放情感与生命根基的“地方”。

作品实现了从情感到情欲,再上升到情义的精神递进,接续冯梦龙“以情设教”的古典文化传统,和《白蛇传》《牡丹亭》的文脉形成跨时代回应。面对当下被功利计算逻辑裹挟的社会,小说重估情义的力量,找回心灵柔软的生命质感。

宋芝桓的人物转变有深刻象征意味,他从恪守大理石般冰冷坚硬的世俗律法,逐步走向“人的律法”。这呼应巴迪欧提出的“爱是最小的共同体”。在社会高度碎片化的今天,《春歌》借助情义重建精神共同体,为漂泊的现代人提供心灵安顿的可能,这也是这部作品不可忽视的时代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大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大先认为,《春歌》是融汇当代生活与传统美学,直抵心性情感的厚重长篇。书名偈语倡导“放下”,但小说选择拾起人世间种种无法释怀的执念伤痛,构筑多声部叙事,在“放”与“拾”之间完成传统资源与个体创作的平衡。作品延续艾伟一贯对罪与罚、情与欲、救赎命题的思考,梨园旧案串联四十余年三代人的命运。戏台以情为法,法庭以法断情;宋芝桓的“自由心证”受成见与私伤裹挟酿成误判,罪变成弥漫的生存困境,罚也不止于刑罚刑期,救赎是背负他人苦难,接纳人与世界的不完美。

《白蛇传》与昆曲并非简单用典,而是结构性叙事框架,人物和神话原型形成互文,宋芝桓改写《法海》,实现古典母题的当代创造性转化,让传统在现实中长出新的肉身。全书叙事如水磨腔般舒缓从容,即便面对悲剧性情节,依旧保持不疾不徐的笔调。多重视角之下,真相在记忆缝隙中慢慢浮现。杭州的地域风物不是单纯风物志,升华为体谅人性的普遍伦理。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全然放下,放不下的烟火人间,同样亦是人间好时节,这正是文学最深沉的悲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刚认为 ,《春歌》大胆借用通俗叙事外壳,开篇就抛出凶案疑云,谁是凶手、冤案能否昭雪牢牢抓住读者;同时交织三角爱恋、豪门恩怨等叙事元素,将爱与死的极致爱恨写得极具感染力,突破部分当代文学不擅写爱情的局限,阅读体验酣畅痛快。小说内核落脚于情、信、理的深度思辨。情感书写绵密汹涌,塑造出黎彼得这一当代文学画廊里十分独特的豪门公子形象,将他的空虚、偏执、多疑与精神困境刻画入木三分。叙事中穿插对法理、人性变化、自由心证等命题的思考议论,让故事在情感之外获得思想深度。

作品也是城市文学的重要范本。它依托杭州地域文化,化用《白蛇传》的母题,以文学的方式为杭州完成艺术赋形,探索如何书写承载古典传说的现代都市。

《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作品编辑室主任、高级编辑饶翔。

《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作品编辑室主任、高级编辑饶翔说,艾伟属于后先锋作家,作品延续先锋文学对死亡、罪恶的探究与怀疑主义叙事特质,而《春歌》将先锋的艺术追求和现实写实充分对接,堪称其迄今为止最重要、最好的作品。四十多万字小说拥有繁复精巧的多层叙事结构:外层是悬疑破案故事,内层以《白蛇传》《牡丹亭》构成隐形骨架,中间铺展多声部人物生命叙事。徐尹春、陈一朵采用第三人称叙事,黎彼得部分则以书信第一人称展开,这一部分也是全书最出彩的篇章。

黎彼得是小说极为重要的人物贡献。作为被抱养的替代品,这位富二代既是情种又是偏执者,可恨、可悲又可怜。作家借其家庭内部的隐秘,折射财富崛起时代特定阶层的精神秘密,塑造出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典型又复杂的时代人物。作品还深挖“人生与戏”的中国美学精神,戏与人生并非简单反映,而是彼此同一,繁华之下蕴藏生命虚无。宋芝桓最终借戏曲改写完成自我救赎,把古典传统里情与法的冲突,转化为当代语境下法理与人情的深度思辨,实现古典母题的当代转译。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谈到,《春歌》是一首爱欲之歌,可以借助巴迪欧、韩炳哲的理论来理解这部作品。爱欲构筑起“我俩”这一最小共同体,要求掏空自我、奔赴他者,天然携带着趋向虚无与死亡的气息;在绩效主义与算法主导的时代,爱欲正是这个世界难以被同质化、难以被规训的最后他者,具备本体论的意味。长久以来,艾伟的写作,根本上就是对爱欲本体持续不断的勘探。爱欲跨越时代,又始终嵌入具体的历史之中。如果说《风和日丽》写的是爱欲在革命意识形态下的命运,那么《春歌》呈现的,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对爱欲的强行编码,以及爱欲不屈的反抗。资本试图把亲密关系纳入交易逻辑,却终究无法驯服爱欲本身。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艾伟笔下的救赎路径在不断迭代。到《春歌》,他运用一种中国式的拓扑思维,视生死、人鬼为一体两面,吸纳古典幽媾、人鬼情的传统母题,赋予文本湿润玄奥的东方气质。小说收尾之处,映月在镜头前的震撼,恰好印证巴迪欧的判断:一切爱欲与身体的震颤,都是历史的重新激活。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说,在短视频流行的时代,长篇小说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唯有长篇的体量,才能承载那些怀有难言隐衷的普通人,将细碎漫长的生命收拢为完整命运,让零散的人生痕迹获得意义。《春歌》正是艾伟朝向人性深渊的一次凝望,写完此书,他说自己对人更好了,读懂了人物的无奈与身不由己。但袒露心底隐秘,亦是撕开伤口,所以长篇写作既是悲悯的裹护,也是残酷的击打,它带给读者的震撼与悲凉,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这是碎片化阅读难以提供的。

其次,艾伟如同激进的精神分析师,书写一众“病人”。他认为人的内心遍布缝隙。黎彼得得知自己只是亡兄的替代品,生命根基一片虚空,渴求纯粹的爱填补空洞,最终走向毁灭;孤岛的水仙花如同死神的聘礼,恰似珀耳塞福涅的宿命,令人悲悯。宋芝桓在误判之后,他信奉的刚性秩序轰然崩塌,接纳了曾经难以面对的母亲,放下法槌转而执笔写戏。在艾伟笔下,唯有文艺能够穿越人性迷雾,以残酷而温柔的力量,承接罪人与无辜者的泪水。

作家艾伟。

本书作者艾伟在总结时谈到,“我一直相信,小说远比作者更有智慧。文本一经写下,便由批评家、读者以各自的生命经验与学识共同参与创造,令它不断丰盈,今天诸多精彩解读也给予我莫大启发。创作《春歌》的过程格外艰难,长久写写停停,几度以为无法完成,行文走向充满偶然,其中也有一些难以细说的玄妙。作为作者,我对这部作品饱含深情,各位不少金句我都一一记下,比如‘爱是最小的共同体’,还有称黎彼得为‘纯爱战士’这类说法,都让我触动”。

顺带谈及本书封面:“墨绿色象征江南;红色代表热烈挚爱的人间;白色呼应中国美学的留白,取戏曲以虚写实的精神,这套古典审美,也自然渗透进整部小说的书写之中。感谢各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