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屋舍，从来不只四面墙壁。它承载着中国人如何在山河大地间安顿自身、安放文明的重要答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德胤教授近日带来新作《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这部历时多年调研与写作的著作，以16个原生古村落为标本，将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乡土建筑编织成一部鲜活的社会史。
正如作者所说：“每一座老房子，每一个古村落，都承载着一段值得我们倾听的往事。”中国民居建筑就像一部写在大地上的历史长卷，记录了老百姓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都市步履匆匆，幸而我们心中，仍有一处可以归去的故乡。
居所日常普通，大地却辽阔厚重
上书房：本书的书名叫《大地居所》，副标题是“中国乡土建筑史诗”。“居所”侧重日常，而“史诗”侧重宏大，您更希望读者把它当作一部建筑之书还是文明之书？
罗德胤：和宫殿、庙宇这类官式建筑相比，乡土建筑并不辉煌，少有繁复装饰，但自带内在张力。在研究乡土建筑产生的过程中，我对其生出两层强烈的感受，这也是书名的来源。
第一层是丰富性。单独看某一处乡土民居，给人感觉平平无奇，但把广袤国土上各地的乡土建筑放到一起，就显得灿烂多元。第二层是潜藏的波澜。细看每一座村落的成型史，看似普通的屋檐之下却藏着大量前人的生存智慧与坚韧的努力，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史诗”一词可以将乡土建筑这份被外表掩盖的波澜壮阔凸显出来，而“大地居所”则将其内在的矛盾和张力表达出来。居所是日常的、普通的，大地却辽阔、厚重。
至于本书定位，它一半是建筑之书，一半是文明之书。读者阅读难免从建筑本体入手，但书中深层次的内核会偏向文明探讨。全书16个案例各有侧重，有的分析建筑更多，有的则偏向文明脉络的挖掘。
浙江松阳杨家堂村密集的三合院大宅
上书房：书中从粮食、安全、组织、信念四个维度介绍乡土建筑，如何理解这种分类？
罗德胤：这套框架借鉴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建筑、村落的产生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从物质生存的需求进化到精神世界的丰富，所以就衍生出一条遵循聚落生长的递进逻辑：粮食是物质生存的基础，防御是为了安全，组织层面是内部协调的事，而信念这一维度讲的是村落统一的精神内核。
选择这几个维度，还有两层考量。第一，这样分类的覆盖面足够广，可以容纳乡土聚落的方方面面。美学、风水、礼制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无法完整解释聚落的整套生存逻辑。第二，它能解释乡土建筑独特的变化规律。我们早年研究建筑史时，常会对标欧洲建筑史，欧洲建筑有清晰的时间线索、风格迭代等脉络，但中国乡土建筑几乎没有明显的时间演变，差异更多体现在空间上。住建部曾经编过一部三卷本的《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归纳出599种民居。中国不同地域的山川河海面貌截然不同，如果单纯按地理位置或建筑形式去归类，很容易形成碎片化、条块化的罗列。
上书房：我们对古建筑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宫殿、庙宇、园林等建筑上，对于散落乡野的普通村落，往往关注得少，更不知道如何去读懂它们。
罗德胤：这正是乡土建筑传播的难点。大家习惯以“好看”“精致”“有华丽装饰”等作为古建筑的评判标准，用这套审美去看普通村落，难免失望。但朴素不等于没有价值，读懂民居和村落不能只靠建筑学的常识，而需要调动历史、社会、地理、经济、人类学、民俗文化等多学科的知识，打通建筑和人文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乡土民居才能和宫殿、庙宇放在同等的价值天平上，我们得以窥见其承载的文明分量。
其实，这本书一直有一条隐性的主线，那便是“我如何一步步走近并努力读懂乡土建筑”。这一切始于1996年的秋天，那时我还是大学生，怀揣着对建筑学的懵懂加入了清华大学乡土组。我们跟随陈志华老师和李秋香老师，前往广东梅县侨乡村进行毕业设计调研，不仅要测绘建筑，还要访谈老人、查阅族谱，试图理解每一座建筑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人生故事。我至今记得陈志华老师常说的一句话：“要有人，要有生活。”也是在那个秋天，我第一次真切触摸到了乡土建筑这本“史书”，体会到了建筑与历史、社会结合所产生的巨大魅力。
上书房：在您看来，乡土建筑研究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罗德胤：在跟随陈志华老师调研的过程中，有一幕场景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在福宝场调研时，陈老师为了解古镇的商业史，连续6天泡在镇上的一家小茶馆里，跟75岁的龚在书老人“摆龙门阵”。他不急于追问具体人物和数据，而是像老朋友一样闲聊，从老人的家族史、年轻时的经历，慢慢引入古镇昔日的商号、船运、货物贸易乃至哥老会的手势暗语。
正是在这种看似散漫的交谈中，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和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逐渐浮现。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乡土研究需要时间、耐心和对人的真诚关注。它不仅仅是测绘与记录，更是一场与历史和生活的深度对话。
从记志到探史，读懂“春秋笔法”
上书房：可以再介绍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罗德胤：书中16个样本都是精挑细选的，我想说一说我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三个节点性的案例。
第一个是位于山西的清源古城，让我从“记志”走向“探史”，找到一条产业主线。早年写仙霞古道相关著作时，我最终形成五本书稿，但意识到了其局限，也受益于陈志华老师的点拨——他说这些作品更像“志”，不像“史”。“志”是资料的汇编、现象的罗列，而“史”需要有灵魂，有主线，有对内在逻辑的洞察和梳理。
这件事一直鞭策我。清源古城的研究就是我尝试突破这一局限后的首次实践。清源古城遗存很少，我翻阅了晋商、农业、手工业等海量史料，反复寻找能串起整座城池的主线，最终找到了从洪水治理到火药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清源古城最初的选址与发展，是为了在汾河洪泛区之上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其后来的繁荣与转型，则与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火药产业密切相关。地理的约束与资源的驱动，共同“导演”了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
抓住这条主线，零散的史料就有了灵魂，实现了从单纯记录到探寻社会运行规律的思维转变。
从白石沟看清源城。白石河永远是清源城的“悬河”。
上书房：从“记志”走向“探史”之后，您在别的古村落研究中，又收获了哪些新体会？
罗德胤：第二个案例是位于河北的暖泉古镇。暖泉古镇所在的蔚县位于明代内外长城之间，历史上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抗和交流的前沿地带。这个地方太有特点了，长城脚下村村都建造了堡，其聚落形态非常独特。我们最初研究的就是民间的这些堡，但陈志华老师当时评价我们“没有写出‘金戈铁马’的感觉”。20年过去了，我想回过头来再研究，弥补一下当年的缺憾。
我想从明代农牧对抗的历史中继续找线索，但相关文献留存很少，很难支撑这一研究。而清代关于两大文明融合交流的史料比较多，顺着现存史料，我的研究方向调整为清代农牧融合的交往历史，最终锚定了一条“粮食主线”：这座古镇繁华的根基是围绕粮食形成的完整体系如何在干旱环境下耕作、如何在露天市集和粮行等地点交易、如何进行榨油酿酒等粮食加工以及后续的运输等。
这次调研也提醒我，做研究要顺势而为，不必固守最初预设的方向。正如暖泉镇的发展历程所映射的，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认识自然规律后进行的创造性适应与系统协调。
暖泉古镇的羊群，摄于沙河。
上书房：田野调研常常会打破预先设想，如果建筑本身难以解读，您会从别的什么线索继续深挖？
罗德胤：第三个案例是浙江松阳县的杨家堂村，它又被称作“金色布达拉宫”。这里的三合院排布整齐，很多人往往惊叹于景观美感，但我想追问的是，这个村落的气质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家族追求，沉淀成眼前这番面貌？这从建筑形态本身找不到答案，走访村里老人、村干部之后，也难找到更早的信息。
好在南方村落有修族谱的传统，杨家堂宋氏族谱体量不大，只有薄薄三本，却留存了56篇人物传记，横跨清代中期到清末六七代人，这就是解开这道谜题的一把钥匙。我在研究中发现，宋氏族人依靠贩卖木材致富，但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于是家族持续投入，用“考捐结合”的做法避开了科举考试的高风险，用经济实力维持家族的文化身份，这也使得这一村落变成了“秀才村”。
这个案例给我的启发是，乡土建筑的研究不能被建筑学的专业边界束缚，要对反常、特殊的线索保持敏锐度。族谱里的文言文史料晦涩，我借助AI辅助解读，也读懂了族谱里的“春秋笔法”，看见了建筑背后的阶层诉求。
理解这片土地的变迁，是更有价值的游览
上书房：我们看建筑，会天然偏爱那些体面、好看、有仪式感的美学空间，但在乡土居所里有一些不起眼的空间，却非常实用，有功能性。
罗德胤：乡土村落里，祠堂、庙宇、书院都是仪式性空间。大部分普通民居里，厅堂承担了家庭仪式的功能，而剩下的大部分空间都以实用功能为主。乡土建筑的实用功能占的比例较大，美学空间只占小部分，如码头、作坊、村内道路等都是纯粹服务生产生活的空间。
其中，水口（水流的出入口）非常特殊，也常被研究者忽略。它集实用、美学、景观、风水等作用于一体，尤其在江南地区，文化积淀越深的村落对水口的营建与维护越为看重，它是村落里实用与精神叠加的复合型空间。
上书房：乡土建筑是无名工匠、村民集体共同创造的，和现代以建筑师为核心的设计体系不大一样。
罗德胤：乡土建筑和现代建筑二者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传统建筑依赖经验积累。古代民居建筑多由地方工匠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建造，依靠代际试错积累经验，工匠姓名与事迹通常未被记录。而现代建筑更强调责任细分。现代建筑是以建筑师为核心的体系，因为技术的复杂化带来了分工需求，比如高层建筑、复杂管线等对安全和质量的要求极高，必须拆分专业岗位，明确责任边界，依靠专业体系来规避风险。
被誉为“金色布达拉宫”的杨家堂村
上书房：我注意到，书中还附带了一本薄薄的《古村寻访手册》，很有巧思，以跨页插图的形式介绍了16个村落的特色、习俗、文化等。您希望普通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进村落？
罗德胤：到一个村落随机自由地游览有它的乐趣所在，但这类带有文化遗产性质的游览，更适合轻量化、有组织的方式。
游客在村里往往逗留一两个小时，注意力有限，最好的模式是眼耳互动。比如，眼睛实地看建筑肌理、空间细节，耳朵同步接收精简的讲解；也可以使用耳麦导览，提前规划好20个左右的点位，在每个点位配备两三分钟语音，也就是四五百字的精华解说，看实景的同时听讲解，既轻松又能抓住重点。每年我都会去浙江松阳给公众、游客讲解杨家堂的案例，这种轻松“阅读”的方式效果很好。
上书房：国内有不少同类型的村落，看多了容易陷入同质化观感，它们的建筑形制、空间布局都大同小异。
罗德胤：如果只看建筑外形，很容易陷入重复。读懂乡土建筑的关键，是找到每个村落独特的发展驱动力，也就是差异化的历史、人物与故事。这也对研究建筑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是研究建筑本身，还要研究其背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
同理，这一套逻辑也可放到乡村文旅、乡村振兴里。只讲“因地制宜”，却没有背后的人物和历史，游客看完也留不下印象。建筑只有和其历史故事绑定在一起，才是生动可感的。我还想纠正一个文旅误区，乡村旅游不该只是拉动GDP的工具，它更重要的价值是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当游客在现场听到完整的故事、理解这片土地的变迁，才是更有价值的游览。
架火节是清源人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图为南营留村2010年正月十六的架火。
砖瓦木石“无字史书”，留待更多深入解读
上书房：如今，古村落常处在过度静态化或过度商业化的两难境地，要么迁走村民做成“乡村博物馆”，要么进行商业化改造，将其变成网红打卡点，村落原有的空间逻辑可能被破坏。您认为对古村落最好的活态保护是怎样的？
罗德胤：我认为其中的核心症结，是古村落保护成本的承担主体并未明确。欧洲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产权所有者是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主要保护成本，而基金会、政府等只提供补贴。
在国外，许多古村、古镇的当地人愿意自掏腰包，源于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在全民中已普及。而在国内，遗产保护的理念目前还局限于专业学者等少数群体中，多数村民对此的认知是，遗产保护是政府的责任，责任不应该由村民承担。同时，乡村本身存在自然空心化的难题，年轻人外出就业，村落自然衰败。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全县域系统性保护是目前最高效、最具性价比的方式。比如浙江松阳的模式，由一个县整体统筹传统村落的保护问题，国内若能涌现10个、20个这样的县域，乡土村落的存续会更有希望。
上书房：许多古村正在消逝，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罗德胤：许多我曾经调研过的村落如今已面目全非，甚至消失不见。正因为如此，记录、研究并阐释这些珍贵的乡土遗产，显得愈发紧迫和重要。它们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的活化石，更蕴藏着应对当代乃至未来挑战的古老智慧。
当下更需要做的有三件事。第一是记录，这是底线。趁村落、老建筑、老习俗还在，尽可能完整地留存档案，包括建筑测绘、口述历史、非遗民俗等。哪怕未来村落消失，这份记录也能留存后人。第二是研究。在记录的基础上挖掘村落的内在价值，梳理发展主线，把零散的资料转化成可传播、可理解的文明故事，为保护提供学术支撑。第三是推动保护。保护落地需要同时兼顾村民意愿、资金能力、政策机会等，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梅州围龙屋。 毛葛 绘
上书房：乡土居所其实是中国人一种特有的生存载体。到了城市化程度很高、人口流动又如此频繁的当代，它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支撑？
罗德胤：正如全书提到的粮食、安全、组织、信念这四个母题，其实现代人同样需要面对。古人和现代人，底层的喜悦、困境、期盼都是相通的，读懂乡土才容易生出同理心，有同理心便会产生穿透时间的历史感。
人是从丛林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却还没有进化到能完全适应“钢筋森林”环境的程度。从心理学上看，幸福感由几个要素组成，比如拥有闲暇、欲望适度、能够亲近自然，而乡土村落恰好与之契合。在村落里，人和自然贴近，身心更容易放松。村落的环境介于纯自然和密集城市之间，是很舒服的中间状态。
上书房：走过这么多村落，哪一种乡土空间是您最向往的居住状态？
罗德胤：传统民居的一大特点是极强的秩序感，这种秩序会带来很多约束，缺少精神上的自由；从硬件上看，它们的采暖、隔音等物理舒适度也难以满足现代需求。
我终究是个现代人。所有民居中，徽州村落的文化积淀最深，秩序感也最强，如果对它们做一些适应性改造，再留出一些自由的空间，会更有舒适度。我认为居住的理想状态是保留传统民居的空间基底和文化底蕴，使得传统民居更适合现代人的精神诉求。
上书房：不谈遗产保护，也不说乡村振兴，您认为“乡土给人的馈赠”是什么？
罗德胤：乡土建筑、乡土聚落最大的财富是一套完整而综合的知识体系，并且被凝固在建筑、村落肌理之中，地域知识、民间信仰、工艺美学和生活方式等都凝固在砖瓦木石之中，使它们成为一部部“无字史书”，留待我们深入解读，让我们了解过去，也思考未来。
《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罗德胤 著 毛葛 绘 中信出版集团
（文中图片均为书中插图，题图为福建土楼，毛葛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