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任海燕 易佳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10月
一种新的语文学
毋庸置疑，人类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伦理道德领域的进步却微乎其微。我们不断将武器系统优化到足以轻而易举数次摧毁地球的地步，却未能奠定有效的基础遏制这些危险，并确保在差异中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共处。换言之，尽管人类数千年来已积累了关于共生形式与规范的知识，但我们仍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生所需的基础，仍然缺乏伦理与美学层面的共生智慧。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存亡；我们还面临着一道命题：在日益加剧的战争冲突压力下，我们该如何深化认知，探寻在这个星球上和谐共处之道。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技术科学，对于解决战争冲突和紧张局势，以及实现人类和平共处的问题，都贡献甚微。它们代表着技术进步，而人类的伦理与道德进步迄今为止从未与之同步。由此，在当今社会中，亟需强调人文学科在社会及社会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
五千多年来，诞生于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文化土壤中的“世界的文学”始终在探寻人类该如何共处，冲突与战争为何产生，又该如何缓和、遏制它们。它在文学的美学实验空间中提供了精妙的模型，使人能在可控的阅读与思考空间里，以可追溯、可理解且可感知的形式，展现高度复杂的发展与进程。文学不是事实和文献的宝库，也不会将我们引入一个可精确定义的、存储于其页面上的历史“事实”档案库，但它确实提供了高度凝练且具有美学追求的理解模型，这些模型可以从其他文化或时代立场出发进行解读，或被赋予可解读性。它为我们呈现了被生活过、被体验过，或是可以被生活、可以被体验的现实的文学化表现，从而激励我们改变生活，并对迄今为止的生活形式与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
世界的文学的这种“可读化促成”与“可读化生成”，催生了一个多声部的书写空间和话语空间，通过这一领域，世界的可读性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不限于西方传统，而是立足多方地域，面向广阔世界展开。世界的文学在各大洲拥有千差万别的传统，并以各异的形式演进。它们不是封闭的知识档案库，而是始终以动态且不可预测的方式不断发展。从历史维度来看，无论载体是泥板、纸莎草卷轴、平价平装书、电子文本，抑或是层出不穷、新旧交替的跨媒介译本，这种发展本身持续处于动态演进之中。
可读性问题无疑会引发对可译性问题的探讨。若缺少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若无对其所呈现之世界与风貌的传递，便无从想象，更无从获得真正的理解与把握。因此，对其他文化、其他语言和时代的作品的翻译，是世界的文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翻译过程，世界的文学中的系统性运作便无从谈起。这些翻译过程既包括语内翻译（发生于特定语言内部），也有语际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除此之外还包含跨语际实践（立足于多种语言相互交织的复杂跨界场域），从而产生一种无法仅从单一来源或单一归属来理解的知识。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作为“世界的文学”的知识，即使在看似最单一的语言环境中，也具有多语言的特性，并反过来预示着未来的翻译，甚至在这些“原始”文本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些翻译。如果没有丰富多样的翻译过程，世界的文学将难以想象。
现代西方小说中语言的多声部，早已回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国古代的《诗经》、源自印阿文化传统的《一千零一夜》框架叙事以及《圣经·雅歌》中，直至今天变得愈发清晰可闻。在此过程中，世界各国的文学面对某些它们持批判态度的生活形式与规范时，并非采取抵抗，而是展现出一种根本性的抵抗性——因为它们并非对抗或是打破所处时代的束缚，而是以一种既具抵抗性又具持久性的方式守护着自身的知识。互文性同样是一种抵抗手段，因为它重新诠释并延续了既有的多声叙事，从而使世界的文学不仅能够存续于政治与经济统治之下，亦能存续于帝国及其统治者之下，甚至往往还能延续到孕育自身的原生文化消亡之后。古今中外的各类焚书行动，始终无法危及“世界的文学”这一本质上岌岌可危的存在，更难以抹除其生存根基。
《吉尔伽美什史诗》
译者：拱玉书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1年1月
因此，面对人类冲突领域，世界的文学因其具有千百年来传承的生命知识，构成了行为方式与解决方案的独特宝库。毕竟，它跨越迥然相异的时代、文化与语言，发源于多元纷呈的地理与文化区域，从而积累了无可估量，但其重要性迄今仍未被充分认识的知识宝库。人文学科，尤其是语文学，必须在这个时代让这些知识重新具有社会意义，从而扭转西方国家中学生日益增长的漠不关心之风。为此，对人文学科，特别是语文学进行结构调整，这一进程既迫在眉睫，又势在必行。
全球互文性之前
探寻世界的文学的起源，可以看到现存的最早文献往往引向更早、如今无从觅得的文本。不言而喻，诗歌与叙事文学最早的书面记载，脱胎于数千年的口头传统。现存的上古成文文献，呈现出成熟精致的表达、复杂的叙事与抒情技法，足见这些文学形态在文字固化之前便已高度发展，而众多线索也印证了口述传统的源远流长。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两个例子。成书于公元前二千纪最后三百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早。在这部史诗铺展开的世界里，题名英雄吉尔伽美什作为主角，遍历了天地的所有维度。整个世界都成为这部史诗的叙事空间，这已然预示出一种复杂的世界意识。吉尔伽美什仿佛在丈量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共同生活空间，其中包括人类与神灵、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他人、与动物、与植物世界以及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共存。在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广袤地域的那些泥板上，开头几行，便掀起了一股探索世界的浪潮。这种探索以史诗的固定形式穿行于相互关联的空间之中，并以一种持续的、横跨大陆的运动，引领人们走向自身的认知与世界意识。这是一种致力于全面理解共生关系，并趋向于探索整个世界的知识。
中国古代的《诗经》同样关注人类的共生。《诗经》体现了另一种传统脉络——它并非大陆式的，而是属于埃里希·奥尔巴赫所说的“岛屿式传统”，呈现出不连续、群岛般的特征，这种传统脉络贯穿于世界的文学之中，但它与美索不达米亚史诗有一个共同点——这对我们探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同样位于核心的，是人类与最为多样的人类群体及非人类环境维度之间的共同生活形式和规范。正如在《诗经》之中，人类共生的秩序屡屡遭到战乱冲击。《诗经》汇辑来自华夏各地城邑与乡野的歌谣、乐颂与诗篇；这些文本以简短、技艺精湛且意蕴幽微的凝练形态构筑出一个世界，我们几乎无法仅凭单一英雄或个体人物的视角，完整把握这一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仅限于中国。有别于《吉尔伽美什史诗》，《诗经》明显局限于“天下”，其实际表达的范围仅限于中国。因此，正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将各类共生关系，例如人类与神灵、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乃至人与器物、岩石及生存条件之间的共存，作为其世界观构想的核心加以探讨，《诗经》也同样反复审视了各种形式的共存问题以及神与人的规范，只是其空间范围始终限于中国疆域之内。
现在我们引入第三篇文本，一篇源自印度的框架叙事文本。我们不仅能看到由诸多互不连贯的叙事交织而成的开放结构，发现各叙事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同时还能辨识出支撑整体内部架构的框架叙事，也就是山鲁佐德所开启的故事脉络。作为讲述者，她直面男性苏丹或暴君，面对其不断索取新女性牺牲品的致命逻辑，却未予以正面对抗，而是以自身的讲述精神给予回应。她的座右铭是：讲好故事，你就能活下去。这种以讲故事换取生命暂缓的生存与共处，将单纯的生存转化为和平而幸福的共处。《一千零一夜》揭示了讲述本质上是对暴力的转化，这也是在各种文化中普遍出现的一个方面。
经由上述讨论，“世界的文学”成为一个有必要加以提出和界定的范畴。当然，这些文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互文关联，彼此间通常既不相互参照，也不相互衍生。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国的《诗经》，以及汲取古印度和阿拉伯等来源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都遵循着不同的文学体系和逻辑。若将其视为世界的文学，它们的形式虽总体上具有多重对话性，但彼此之间并无关联。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于那些可能在美洲、非洲、澳大利亚或大洋洲群岛上发展起来的文学叙事或诗歌形式。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状况直到15世纪才发生改变。尽管郑和曾率领技术领先世界的宝船船队，远航至印度和非洲，甚至可能沿美洲海岸航行，但朝臣认为其航海活动并不符合仅限于中国的“天下”概念，他远航之举被迫终止，船队亦被裁撤。短短几十年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着更为小巧、技术上远为落后的船只，抵达了安的列斯群岛。他将这些岛屿视为通往马可·波罗所描述世界的前哨群岛，并秉持着西方对外扩张、寻求殖民的强权立场，将这片加勒比岛域据为己有。此举为日后迅速扩张的伊比利亚帝国奠定了基础，使其在短短数十年内便崛起为全球性的庞大帝国。
萨尔瓦多·达利画作《哥伦布之梦》。
在安的列斯群岛初次进入欧洲视野八十年之后，随着发现菲律宾、马尼拉建城以及从菲律宾返回新西班牙海岸的返航航线开辟，一条依托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全球航线就此建立。在西班牙殖民帝国存续的约二百五十年间，这条航线不仅从西方连通了东方，也从东方连通了西方。
在加速全球化第一阶段，跨洋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与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拉丁语三种语言的全球传播同步，全球性的语言空间首次形成，横跨全球的文学空间也诞生了。当然，这些空间仍与殖民母国的殖民中心紧密相连，并受制于殖民中心的规范。这在西班牙语世界尤为突出，各皇家审理院和总督区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结构；这些结构彼此之间并未建立联系，而是像脐带一样，始终连接到具有典范意义的马德里。美洲本土特有的叙事形式因此陷入困境：它们虽通常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研究对象，却始终被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规范置于边缘。
随着进入加速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荷兰之外，法国和英国作为新兴的主导国家崭露头角，其语言区域也开始作为文学区域向全球扩展。欧洲语言的丰富多样，致使翻译活动日益活跃，殖民地内部也出现越来越多从其他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18世纪，在葡语圈和西语圈之外——此处暂时不对新拉丁语领域进行探讨，尽管这一领域值得专门研究——法语圈和英语圈相继出现。起初，殖民地的城市中心都以殖民母国的首都作为参照样板。随后，自18世纪最后三十年起，法国文化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以至于瓦尔特·本雅明关于“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的论断，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广袤的非欧洲地区。这座“光之城”很快便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拉丁美洲各国的文化中心，在18世纪最后三十年间，将马德里和里斯本挤到次要地位。得益于译作的大量涌现，互文性迅速成为这些正在生成的“世界的文学”跳动的心脏。它们逸出欧洲大都市的边界，构筑起日益密切的交流网络。
别了，世界文学
随着加速全球化第二阶段临近尾声，文学迈入全新时期。这一时期很快拥有专属称谓，并以“世界文学时代”被载入史册。浪漫主义本身便是一项既植根欧洲，又超越欧洲边界的文化现象。其间各方的密切互动关联，足以支撑我们将其界定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浪漫主义”。早在18世纪，跨大西洋的文学纽带便已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尤其是法语文学中生成。在文学与哲学的交叉视域下，这类跨域联结同样能够印证“两个世界之间的启蒙运动”这一提法。启蒙时代的“文学共和国”虽以欧洲为导向，其辐射范围却早已突破欧洲的疆界。
在这一全球化阶段之后，歌德在偏远的魏玛，对早已存在的“世界文学”概念做出极具影响力的重塑。歌德成长于“文学共和国”逐步走向衰微的时代，他以激烈、富有论战色彩的姿态，反对彼时兴起的“民族文学”观念。在他看来，这一观念将开放的文学视野收缩至单一民族框架之内，是一场令人遗憾的窄化。不过，歌德这套旨在挣脱民族与民族主义桎梏、内在具备解放性的构想，并非作为超历史的抽象概念被提出，而是深深植根于他所处时代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发展脉络。1827年1月31日，他那段广受讨论的名言自始至终凸显出以“时代”为标尺的时间维度。身为《浮士德》的创作者，歌德将自身置于这一新时代的开端，正如埃克曼所记录的那样：“民族文学如今已意义有限，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然来临。人人都应当为此付诸努力，推动这一时代加速到来。”
这番表述已然清晰到无以复加。歌德关注的是对一个“时代”的命名，而非对某种已经形成的、超越历史的文学体系的命名。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具有持久的创造力，这一点之于比较文学自不待言，对于罗曼语文学这类贯通诸多民族文学的学科同样成立，该学科囊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三大世界语言及其文学传统。不过，即便该概念拥有丰硕的理论成果与深远影响力，我们也应当避免陷入误区，把全球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当作贯穿各个时代、形态多元的文学实存。要知道，这一阐释思路直至19世纪方才逐渐成为主流。“世界文学”既有开端，亦必有终点；同时，作为一种构想，它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歌德所构想的“世界文学”，其阅读场域扎根欧洲，落脚于他身处的魏玛。歌德自身亦投身翻译实践，并高度重视翻译的价值。
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德国大诗人。
在魏玛，歌德阅读并评析了他所称的“世界文学”的所有作品；他既研读并评论塞尔维亚小说，也研读并评论中国小说，同时致力于研究阿拉伯文学，并从魏玛出发，与之建立了多样、开放且富有创造性的联系。他的世界观——或者借用亚历山大·冯·洪堡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的“世界意识”概念来说——是在经历了两个加速全球化的关键阶段之后才最终确立的。在此期间，西方已将自身视为天然的世界中心。因此，歌德的朋友席勒在约四十年前，在1789年革命之年的5月26日于耶拿发表的就职演讲《何谓普遍史？为何研究普遍史？》中，已明确指出：
我们欧洲航海家在远海和荒僻海岸的种种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出既富有教益又引人入胜的戏剧。这些发现向我们展示了环绕在我们四周、处于教化各个不同阶段的诸多族群，他们如同年龄各异的孩童围立在一位成年人身旁；借助这些孩童的样子，成年人得以回想自己昔日的模样，想起自己是从何种起点走过来的。
上述引文无疑是弗里德里希·席勒最鲜活的比喻，用以阐释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然而站在当下视角回望，歌德1827年对“世界文学时代”的阐释，与席勒1789年的世界观别无二致，二者所依托的时代均已终结，彻底归入历史范畴。从概念发展史的维度来看，歌德所阐释的世界文学，始终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全球化进程而独立存在，而这一概念之所以已然成为历史范式，也意味着在其历史化的进程中，它必须直面当下全球化现象衍生的各类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跨文化发展进程。由此可以明确，若跳出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在当代已不具备充分的阐释效力。那么在本文梳理的历史脉络中，何种理论范式能够取代这一植根欧洲中心主义、已然过时的传统概念呢？
若要厘清“世界文学”这一诞生于魏玛、根植于德国乃至欧洲的概念的历史生成脉络，同时充分认识到这套影响深远的概念体系至今仍持续产生作用，我们就应当摒弃空间史式的思考路径。我们不能效仿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仅凭文本距离巴黎这一文学中心的远近，界定文本的位置，毕竟在这位法国研究者眼中，巴黎是不容置疑的中心。与之相对，我们要发展出基于“运动-历史的”理论概念，同时兼顾当今世界的文学中可见的多逻辑结构特征。发源于欧洲的语文学亟须开展自我反思，正视自身背负的种族主义历史遗产，并承认其他语文学研究（例如中国语文学研究）的存在，从而打破其迄今未受质疑的典范地位，为多逻辑语文学研究铺平道路。
歌德这一概念所留下的遗产，体现为世界文学体系中一种无可辩驳的中心化倾向。即使在较新的构想中，该体系在创作、传播和接受美学层面，虽不再以魏玛为中心，但理所当然地将巴黎或纽约奉为世界文学拥有自我赋权资格的中心。若想超越这种带有偏见的“世界文学”认知——此种认知之所以能成形，根源在于加速全球化第一阶段以来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有必要建构一套关于“世界的文学”的多元对话概念。这一概念以多中心文学体系为导向，同时立足于各类文学之间紧密的互文关联。在此框架下，“世界的文学”内部各异的运行逻辑具备根本意义上的“等效性”，也就是说，各类逻辑拥有同等效力、同等影响力，原则上不存在高低等级之分。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摆脱西方至今犹存，却日渐衰微的文学霸权。与之相应，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学体系内部分支仍会持续运作一段时间，但倘若认定这一格局拥有持久的塑造力量，则有失审慎。在覆盖全球的“世界的文学”的体系之中，西方主导地位的消退早已显现征兆。法国文化理论家、作家罗兰·巴特曾在另一论域做出精辟论断：“文学总是领先于一切。”文学往往预示着其他领域的发展。
这种向“世界文学时代”之后时期的转型，既包含中国文学时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吸纳、同化西方乃至拉丁美洲的“世界文学”，也涵盖华语文学圈内部的另一实践，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及残雪等作家，不仅吸收卡夫卡的创作养分，也汲取拉美“文学爆炸”的文学经验。上述进程催生了具备跨文化特质、形态繁复的续写形态，即“世界之间的书写”。这一写作形态正不断塑造着世界的文学所具备的多声部的样貌与多逻辑特质。
世界文学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宇宙，这一认识或许最早闪现于埃里希·奥尔巴赫身上。作为歌德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深深着迷。他在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关于世界文学语文学的重要论文中，仿佛不经意地提到了“世界的文学”这一概念，当然并未从方法论甚至认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作家们，例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或奥克塔维奥·帕斯也日益认识到，既然在全球范围内已不再存在真正的文学中心，那么对于一种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统一且以中心为导向的逻辑，至少必须予以质疑。
奥尔巴赫与一批杰出的拉丁美洲作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预判的趋势，在20世纪下半叶日渐明朗。以中心为构架的世界文学体系已然失效，而“世界文学”这一自带中心化倾向的概念，也难以充分阐释全球范围内纷繁的文学现象与发展脉络。究其原因，当下的文学体系在创作、接受与传播维度，早已遵循多重彼此相异却又相互联结的运行逻辑。
不妨直陈要义，“世界文学”作为时代概念，它诞生于加速全球化第二阶段的尾声，自20世纪50年代起日益显露裂痕，并在加速全球化第四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已不具备历史意义，因此也不适于描述和分析当代文学现象。甚至，并不存在以巴黎或纽约为原点的经线，也就没有那样一个基点，让“世界的文学”必须根据与它的距离远近来衡量自己的位置。文学界不存在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世界。因此，自诩具备全球性特征的语文学研究，现在无论如何也该既心怀感激又果断地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告别了。我们的目标必是理解“世界的文学”的多逻辑性与多中心性，其多样化的逻辑不应再被视为等级关系，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世界的文学既具有互文性，又跨文化与跨地域相互联结。
世界的文学
若观察当今日益增多的难民潮和人口迁移现象，除上述已描述的发展趋势外，还出现了一种历史经验——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它对世界的文学具有重大且迅速增长的影响。连绵不绝的战乱纷争，叠加由此催生的大规模迁徙流散，使得整个世界仿佛已然秩序崩塌——这一表述此次并非取自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是呼应《三国演义》中反复出现的措辞。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这部作品由14世纪的罗贯中撰写。作者立足元明易代的动荡时局，对千年前汉末的群雄纷争予以文学再现。政权更迭、权力格局的重组往往伴随着战火与人口迁徙，而世界的文学中的各类文本，正从多元视角向我们展现这些历史动荡的剧烈面貌。前文论及的世界政治变局与全球历史变迁，在这一层面上并非孤例。
因此，我们这个正从美国单极霸权向可能的多极体系过渡的时代，不仅充斥着大量战争，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和迁移。仅从客观的统计数据中便可窥见一斑。1970年，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登记的全球难民人数——仅因战争、内战或迫害而流离失所者——尚为240万，而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740万。到1990年，该数字已攀升至1700多万；而据可靠研究估计，若将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几乎已成为历史的）总数超过20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计算在内，这一数字超过2000万。加沙地带的战争，以及乌克兰和也门的战争，连同其他战区，正使当前的局势急剧恶化。然而，早在2021年，难民人数就已突破1亿大关，2024年年初更突破了1.2亿。目前，全球登记在册的难民已超过1.25亿。整个世界格局已然发生根本性变革，文学赖以存续的外部环境与生成根基亦随之彻底改变。
在全球难民潮持续高涨的背景下，那些跨语言的“浮槎文学”的发展正稳步推进。V.S.奈保尔、埃利亚斯·卡内蒂、赫塔·米勒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萨尔曼·拉什迪、豪尔赫·森普伦、诺曼·马内亚、埃利亚斯·库里或阿敏·马卢夫等一众作家，均可佐证上述判断。他们穿梭于全球各不相同的文学场域，借助跨语言实践搭建起彼此之间的文学纽带。以当代德语文学为例，它早已深受何塞·F.A.奥利弗（José F.A.Oliver）、埃米内·塞夫吉·厄兹达马尔（Emine Sevgi Özdamar）、多和田叶子、梅琳达·纳吉·阿邦吉（Melinda Nadj Abonji）等作家的影响。中国作为部分德语写作者的原生故土，在文坛同样留下鲜明印记，罗令源接连推出的德语长篇小说便是明证。这类浮槎文学创作早已演变为全球性现象，而在当下难民迁徙浪潮的推动之下，这一文学态势正持续蓬勃生长。
奈保尔，英国印度裔作家，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因此，数十年来，这些浮槎文学以其多种多样的“世界之间的书写”形式，构成了世界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它们与各语言圈（如英语圈、华语圈、葡萄牙语圈、法语圈或西班牙语圈）的关系，对于理解其写作与创作的内在逻辑具有决定性意义。所有大陆和岛屿世界都置身于“世界之间的书写”进程之内。由此，多语性以及语言之间的流动穿梭，成为不少看似只用单一语言完成的文学创作中不容忽视的维度。譬如赫塔·米勒，尽管其全部作品均以德语写就，她却坦言，罗马尼亚语始终潜藏于德语文字的肌理之中。
对于世界的文学及其相关语文学研究而言，面对当代现象，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已不复存在。以民族文学为导向的语文学研究，在分析这类浮槎文学文本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在西方传统语文学的认知框架中，这类研究始终囿于单一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精神范式，无法适配世界的文学不断迭代变动的参照体系。跨语言写作范式不仅以极具美学价值的方式，串联、交融不同的语言、地域与文化体系，更将多语言性与多逻辑性内嵌为创作实践的核心内核。反观已然过时的传统世界文学研究视角，这类跨文化文学创作至多被视作体系的“偏差”，最终仍被强行归置于单一的阐释逻辑之中。
然而，从世界的文学的动态视角审视，这类文学已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极具美学价值的鲜活见证。尤其在战火动荡、暴力频发、流离迁徙常态化的当下，它们将全部目光聚焦于人类共处的生存方式与共处准则。身处全球权力格局剧烈变动、人口跨国流动愈发频繁的时代，“共生”已然成为世界的文学的研究，以及兼具文献学维度与复逻辑维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不难预见，这类浮槎文学将在未来的世界的文学体系中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凭借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与美学力量中蕴含的抗争精神，世界的文学或将延续数千年来跨文化实践的核心使命。此处我想对埃里希·奥尔巴赫在其经典著作《摹仿论》中的经典论断稍作改动：像数千年来在不同文化中那样，不断尝试重新定义人类的栖居之地及其共生形式。由此，世界的文学正引领我们走出单一中心的传统范式，迈向一个多中心、多逻辑并行的全新文学体系。
本文摘选自《跨区域：一部全球化的文学史》，为书中“附录”的部分内容，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奥特玛·埃特
摘编/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