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开学季，一批新生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社交平台上，“开学焦虑”“如何不虚度大学四年”的讨论铺天盖地；在多所高校的开学致辞中，校长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词——AI。当标准答案可以被批量生成，当“全能学伴”几乎成为大学生的标配工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在一个技术看似无所不能的时代，人该如何确认自己的存在、安放自己的意义？这恰恰是《重新回到生活》一书试图回应的核心关切。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小伟，从工作、情绪、爱情与死亡四个主题切入，审视深度技术化时代里那些正在被改写的生活经验。【文末留言赠书】
《教育家》：在《重新回到生活》中您写道：“有时候，我们过度聚焦于技术便利，几乎开始崇拜AI，却忽视了基层生活意义的流失。”您认为应对科技可能带来的虚无，我们需抱持一种什么态度？
王小伟：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人的工具性智力和细腻的情感能力正在被科技接管，人生的意义感也逐渐隐蔽、安静地流失。但人最核心的部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鲜活的生命力。这包括脆弱的碳基身体、激烈的情感、代代接续的文化传统、充满征服欲的勃发意志以及一切不着边际的自我构思与超越性想象。人不需要对抗技术，需要的是恢复生命的有机感。每个具体的人可以站在自己现实的处境中，考量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科技时代保持生命的鲜活感。
《教育家》：考研上岸、考公上岸、考编上岸——“上岸”几乎成了当今年轻人的终极叙事。您怎么看待“上岸”崇拜背后，年轻人对确定性近乎偏执的渴望？
王小伟：稳定的工作当然值得追求，这一点我们没法否定。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如果整个教育环境使大多数年轻人只敢追求稳定，不敢尝试新路径、不敢探索新可能，会怎样？
首先，人会过早被“完成”。一个人的成长往往需要很长的探索期，很多探索并非事先规划，甚至充满误打误撞和岔路。但当人生逐渐收束到一个节点上时，回头看，那些曾经的探索都是其中的一环。其次，人会过早倦怠。如果人生过早被锁定在一条确定的轨道上，人可能很快陷入“稳定但缺乏热情”的状态。而如果人生始终保有探索和调整的空间，就不容易过早失去对生活的兴味。更深一层，人可能会失去感恩。人往往要若干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命运给予了自己很多。这时人更容易生出感恩之心：很多时候并非某个选择决定了一生，而是许多缘分与机会的馈赠。
问题不在于“稳定”本身，而在于当“稳定”成为唯一选项时，人会失去很多可能。
《教育家》：很多年轻人常说的“45度人生”，想彻底躺平但心有不甘，想拼命“内卷”又力不从心，这是不是“意义感”消失的典型症状？您认为该如何摆脱这种痛苦，构建新的“意义感”？
王小伟：“45度人生”的痛苦并不来自“躺”或“卷”本身，而来自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有没有解法？我觉得未必有答案，但有一些值得尝试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去辨识自己真正有热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热情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怎么辨识？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所有外部奖励取消之后，你还愿意长期从事的一件事是什么？那件事里往往就藏着你的热爱。第二个方向，是走进日常的深处。
为什么日常生活很重要？因为当你麻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或者你总是被当作工具、所有思维都是技术性的时候，你的生命状态是没有打开的，你看不到可能性。必须有一些技术以外的生活内容，让你找到自己在乎的东西，而意义感就会从那里面慢慢长出来。
我有一个十分优秀的学生，突然宣布要退学，自述极度厌倦学校学习，几乎陷入抑郁。我一开始不理解，劝她先休学，别退学，休息一段时间再回来。她很坚持，沟通没能改变她的抉择。可能在她看来，无数的文字、层叠的理论、海量的PPT，这都只是为了取得文凭，看不到任何具象化的效果。后来她在超市租了个角落，摆了一张金工台，开始经营自己的首饰品牌。每天能看着自己的设想变成金光闪闪的现实，心灵或许会得到极大慰藉吧。
《教育家》：基于您的观察，当今大学生的焦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小伟：大学生群体的焦虑确实越来越突出，这已是一个被多方数据验证的趋势。各大学对心理健康中心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确实也帮助很多年轻人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说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不再是一个边缘性问题。
在与学生的相处中，我能感觉到不少人是很焦虑的。而且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越是优秀的人越焦虑。原因在于，他一路都是优秀着上来的，不允许自己不优秀。人一向以成功者的形象出现，失败对于他就会变得很深、很重。优秀学生面临的这种心理风险在特定场景下可能更高，而且他们本身又比较敏感，处理这种张力需要投入很多。
学校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如心理诊疗中心等各种心理支持。这很重要，但光靠这些还不够。在我的观察里，当今大学生可能丢失了一些东西。过去，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跟朋友聊天、吃饭、散步这些团体生活，在自己人的范围内消化掉很多问题。但现在，这些生活内容正在丢失。甚至两个同学之间出现矛盾，也要立刻打电话让辅导员介入。他们不再自己解决，也不通过第三方同学来调解，而是第一时间交给老师。老师出面可能更公正、客观，但介入得过早，不利于他们在自主磨合里积累更厚的同辈社会资本。很多事情本来可以在内部解决，不必动辄诉诸外部权威。
《教育家》：在书中“科技时代的工作”这一部分，“主体感”一词多次出现。对于处理社会协作效率和生命意义之间的张力，您有什么建议？
王小伟：关于“主体感”，我想从刚毕业的年轻人说起。进入职场之初，他们往往抱有理想主义情结，对世界充满期待，也有自己的标准。但面对很多关系、很多矛盾时，他们又缺少中年人那种“皮实”的心理状态，于是发现自己的期待被打得七零八碎。所以，痛苦感受往往剧烈得多。
我曾参加一次主题为“寻找日常中的光亮”的对谈活动，提问环节时一个女生讲述了自己刚刚上班的一些体会。她说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感觉所有的忙碌都毫无意义，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全场产生强烈共鸣，不少人热烈讨论，送上安慰。对谈结束后，我开始琢磨：究竟什么是工作，工作从何而来、怎么演变，现在它为什么会让人普遍倦怠、不开心。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当下的劳动不仅与最终产品分离，还与具体实物分离。大量工作处理的对象是纯粹的“符码”。工作被高度优化，很多人都是流水线上的一环，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会产出什么。很多时候，人甚至触摸不到任何具体工作，比如只做PPT，严格地讲，这根本不是脑力劳动，而是一种“精力劳动”，它消耗的不是大脑的创造性能力，而是一个人的耐心和好脾气。因此，人越来越觉得倦怠。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很独特的技术环境。面对它，我们需要营造一个更好的就业环境，不把“优化”当作唯一的工作逻辑。当“优化”成为唯一标准时，人就可能被简化为可计算的产出单元，工作本身能给予人的自尊感也会随之消失。效率之外还有人的尊严，产出之外还有人的成长。只有让工作重新成为人确认自我价值的场所，“主体感”才能长出来。
《教育家》：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追求“平正的客观”，转而接纳“主观的坚持”？这一转变对您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小伟：这几年，随着AI写作的兴起，“平正”已被海量供给，不再稀缺。AI精通平正宽和的口吻，它没有人格过往，没有创伤、脆弱、阴影需要躲避和升华，也不被世界触动，所以能从一切方面看世界。人不行，人持续被触动，不忍直视世界的很多方面。多数时候，人蜷缩在极其有限的视角里，主观地生活，才能感到安全。以前，我总爱追求客观的真理，现在心态变了不少，越来越能接纳人性的主观，把它看成人要在场的坚持。
尼采有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一切都是视角。”对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而言，视角极其重要。很多论证其实预设了一个“上帝视角”，好像能站在最高智力的巅峰去平视所有事情，把人性的所有角落都平展开来看，其实根本做不到。我觉得人文学者更像是“航海视角”：你在大海上，每一次颠簸、每一段海岸线，都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探索、去锚定。你能看到的，永远只是你在某个角度能看到的。每个人提供自己的航海图，才能看到更大的地貌。
